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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当职场妈妈,比在任何发达国家都困难

工作忙,下班赶课,周末在各大培训机构跑来跑去,这样连续的生活几乎是每一个职场妈妈的日常生活。如果问他们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大多是无奈的,有些人会无限自责,觉得自己不是“人生赢家”,两者都做不到。


在这份关于职业母亲生存的报告中,作者凯特琳·柯林斯希望职业女性不要感到内疚,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尖锐地指出“工作家庭冲突是社会造成的现象,也就是说社会应该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柯林斯在采访了四个国家的135名职业母亲五年后得出的结论,这些国家有不同的家庭福利政策。


“这也是这本书的亮点。从母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母亲如何看待不同国家的家庭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以往关于工作-家庭平衡或冲突的研究很少是跨国的,研究都是从女性主体出发,很少考虑接受政策的人是怎么想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慎在新书《职业母亲生存报告》发布会上说。



母亲的代价是她的事业抱负


柯林斯对职业母亲的兴趣源于她母亲艾莉森的生活经历。


艾莉森年轻时是典型的美国精英。她30岁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在成为母亲之前,艾莉森工作时太忙,没时间喝咖啡,因为她在做销售。甚至上厕所都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她被人看不起。但是竞争太激烈,压力太大,她不得不遵守严格的规定。而当她怀孕后,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变本加厉。


当她得知艾莉森怀孕的消息后,她的老板立即带走了艾莉森最大的客户,降低了她的级别,并强迫她接受大幅减薪。虽然有很多不满,但艾莉森拒绝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不会因为女儿的出生而打乱自己的工作节奏或减少工作时间。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被提升到公司的高层。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艾莉森遇到了一个更困难的问题:谁来照顾他们。她拒绝做全职妈妈,所以她选择把女儿交给保姆,或者送她们去上日托班。“多年来,她为她的两个女儿拼凑了一个疯狂的、不断变化的、令人惊讶的网络。”柯林斯评论了艾莉森的最大努力。“一群临时和长期的保姆、朋友、邻居、一系列日托班、课前和课后活动、体育活动和夏令营,确保她的两个女儿平安无事,回家前有事可做。”


但是保姆会生病,请假或者辞职,商务日托班有一天可能会突然倒闭。所以艾莉森设计的这些程序并没有他们自己的工作计划强大。“没有一个能运作一年以上,有的甚至只能持续几天或一周”。一旦孩子无处可去,自然会影响艾莉森的工作节奏。这个时候,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带着女儿们去打工。然后,公司的晨会上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场面:艾莉森兴奋地谈项目进展,角落里的两个女儿在睡袋里睡得正香。


艾莉森的丈夫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丧偶育儿”、“死亡育儿”还是别的?柯林斯写得不多,把父亲“忙碌的工作”当作一句顺带的话。她只提到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艾莉森和他离婚,然后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最终选择了辞职,去做兼职顾问,这样可以多陪陪孩子。”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艾莉森付出的代价是她自己的野心.”。


20年后,两个女儿终于长大了,而“守旧”的艾莉森也试图重返职场。但是没人愿意雇佣她。雇主们都觉得她是个古董,艾莉森的职业生涯必须彻底结束。


“这个世界本应该对艾莉森更友好、更平等、更公平。”柯林斯说,《职业母亲生存报告》不仅针对自己的母亲,也针对所有的母亲,希望“她们的努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得到重视”。


一代人改变了瑞典人的育儿观念


“按照不同国家的顺序,这本书首先谈到瑞典,然后是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其实对家庭和女性帮助最大的是国家,大家在读书的过程中可能会越来越绝望。”杨慎总结道。


尤其可悲的是,几十年后,那个睡在妈妈早餐板上的小女孩对职场妈妈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美国并没有改变,托儿机构还是完全市场化的,很少有人廉价易得。如果这一代中产职业女性想在职场上继续努力,还是要像她妈妈那样依赖,要么把孩子送到日托机构,要么请保姆照顾。


作为自由福利模式的代表,与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相比,美国在职母亲能得到的福利待遇最少,美国也是母亲和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国家。柯林斯由此得出结论:“在美国做一名职业母亲比在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要困难。”


面试中的“尖子生”是瑞典,通过实施双员工/双照顾者模式,致力于夫妻共同育儿。根据瑞典政府的说法,夫妇共有480天的育儿假,育儿假在孩子8岁之前随便休,父母双方都要被迫休息至少三个月。特别是“爸爸月”不使用就会过期,从政策上保证爸爸可以参与育儿。再加上健全廉价的公立托儿所系统,瑞典的职业母亲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巨大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的这些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实施的。在此之前,瑞典社会也认为照顾孩子只是母亲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在政府各方面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只有一代人的努力成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育儿观。在柯林斯采访的四个国家中,瑞典女性在工作和育儿方面都是最好的,所有受访的瑞典女性都对自己的双重身份感到满意。


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像瑞典这样的“尖子生”,父亲一般也只休四分之一左右的育儿假,也就是政府强制休的那部分,更多的育儿责任还是由母亲承担。


柯林斯说,她对职业母亲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在此期间,人们不断询问她在与如此多的女性进行深入交谈后的感受。她说,一方面感谢受访者的坦诚。“但如果我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会感到愤怒。看完这本书里那些女人的经历,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气。”。


上海的育儿现状和美国很相似


“作者主要关注四个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劳动妇女。其他阶层,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可能不予考虑。”杨慎认为,这是《职业母亲生存报告》的一个局限。对此,柯林斯在书中还说,即使她调查的母亲在年幼时在照顾孩子方面遭受了很多不公,但她们实际上比大多数人过得更好,“贫穷母亲面临的困境要悲惨得多”。


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妇女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日韩,仍然有一股很大的保守势力认为职业女性生完孩子就应该回归家庭。近年来,韩国小说《82年生金智英》和日本小说《坡道上的家》都有类似的描述,这两部小说都很受欢迎,成为热门作品。也可以看出,一些职业女性选择回家教育孩子后,会有很大的失落和精神抑郁。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在全世界都很高。无论生活在什么阶层,也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钟,今年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是一名留守儿童。母亲接受采访时,她流着泪,无限欣慰地说,至少女儿的孩子从小就可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热播剧《三十只》在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全职太太是否是独立女性的大讨论,最终以顾佳决定带儿子离婚并重新创办一家茶场而告终,从而实现了一位中产阶级全职太太走向职场的“反击”。


演员陈瑶在题为《中年女演员的尴尬与困惑》的演讲中也透露,因为有了孩子,已经很久没有戏了。“这个时代对女性的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职业女性,有人会说你是个不顾家庭的坏妈妈;如果选择做全职妈妈,有人会说这不是事业。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挣扎和摇摆。新发布的《2019年在职母亲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40%的在职母亲因生孩子错过了升职加薪的机会,33.7%的在职母亲被公司边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害怕轻易生育。


“在上海,只有12%的3岁以下儿童在托儿所,大多数家庭在隔代育儿,或者他们的母亲在家,他们的姑姑被邀请照顾他们的孩子。上海的情况和意大利、美国很像。”杨慎说,瑞典在一代人时间内改变育儿观念的成功实践,实际上给了中国很大的启示。“政策可以促进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更加平等,我希望中国在政策上能够为职业母亲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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